“以赋为诗”中的“赋”，是中国古典诗歌中一种重要的艺术表现方式，其核心在于直陈其事，涵盖直接叙述与描写两大维度，传统文论中也称之为“叙列二法”，强调对事物进行铺排式叙述与罗列型描写。在中国诗歌史上，以赋为诗的实践源远流长。唐代杜甫的《北征》以铺陈叙事见长，韩愈的《南山诗》则偏重物象的罗列描绘，皆为典型。进入当代诗坛，虽不乏继承该手法的诗人，但于坚被公认为最具代表性的一位。本文将从其诗歌的“生活流”“口语化”特质、“拒绝隐喻”的诗学主张，以及偏重冷静叙事而淡化抒情等角度，剖析其“以赋为诗”的创作特征。理解这一点，不仅有助于把握于坚诗歌的解读方法，也可进一步审视他对中国当代诗歌的实验、贡献与局限，同时认识到他在反叛比兴传统的同时，仍潜藏对古典资源的倚重与转化，进而理解诗学创新的艰巨与崇高。
概念简介
“以赋为诗”最早作为杜甫诗歌的标志性手法被提出，其要义在于直笔陈述，包括叙事与描写两方面，也即所谓“叙列”之法，强调对事件和物象的铺展与排列。唐代元稹在《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》中评杜诗“铺陈终始，排比声韵”（出自《元氏长庆集》卷五十六），成为“以赋为诗”理论的重要起点。后世文论者也多将这一手法视为杜甫诗歌的突出艺术特征。
艺术特点
从体裁角度看，以赋为诗不仅见于律诗、绝句等短制，更广泛运用于长篇古诗。因古诗尤其长篇更便于铺叙展衍、纵横笔墨，杜甫的叙事古诗和长篇排律受赋体影响尤为显著。项安世于《项氏家说》中指出：“文士才力尽用于诗，如李杜之歌行，元白之唱和，序事丛蔚，写物雄丽……皆用赋体作诗。”这里所谓“赋体”，既指文体，也指手法。杜甫的《北征》《火》《三川观水涨》等五言古诗，以及《秋日夔府咏怀一百韵》这类百韵长律，皆是以赋为诗的典范。在用典方面，杜甫深受辞赋启发，不仅融汇《文选》中丰富的赋体语汇，还借鉴赋中“据事类义”的用典方式，如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》中就引黄帝、虞舜、马融、王粲、庾信、葛洪等十余人典故，却非堆砌而是熔铸创新，体现出杜诗用典的精妙与宏大。
发展历程
《诗经》早已提出“赋比兴”三体，赋作为直陈手法，位居其首。其本义即直言陈述，如《诗经·伐檀》中“坎坎伐檀兮，置之河之干兮”，或《关雎》开篇“关关雎鸠，在河之洲”，皆属赋的范畴。唐代孟郊诗句“高枝低枝风，千叶万叶声”亦延续白描直叙之法。随着文学演进，“赋”逐渐兼具文体与手法二重含义。如项安世所言“用赋体作诗”，是从文体角度强调铺张叙事；而钱伯城论韩愈“以赋为诗”，则偏重其直书其事、寓言写物的手法功能。魏晋以后，挚虞称赋为“敷陈之称”，刘勰谓“铺采摛文，体物写志”，清代刘熙载更直言“赋起于情事杂沓，诗不能驭，故为赋以铺陈之”，皆指出赋的核心在于铺陈叙事。现当代学者如曹明纲进一步指出，赋的本质是“以叙述与罗列两种描写手法来网络时空”。“以赋为诗”可理解为以铺排和罗列的方法进行诗歌创作的艺术手法。
综合评价
诗与赋在六朝时期已出现双向渗透、互相影响的趋势，至唐代诗人更主动借鉴汉大赋的手法以拓宽诗歌的表现维度。以赋为诗并非杜甫独创，但他以“转益多师”的学术胸襟和“掣鲸碧海”的艺术才力，将这一手法推至集大成的境界。杜甫诗歌不仅承前启后，更深刻影响了后世诗人在叙事与描写方面的艺术探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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