两都赋
《两都赋》是东汉著名辞赋家与史学家班固，于汉明帝刘庄永平年间完成的一篇宏大赋作。
该赋通过虚构人物“西都宾”与“东都主人”的对话，展开一场关于应否迁都长安或定都洛阳的激烈辩论，突显推崇礼制法度的核心主题。作品既描绘汉朝都城的繁荣景象、四方朝拜朝贡的盛况，也展现帝王狩猎的宏大场面，颂扬汉代君主的文治武功。《西都赋》侧重表达怀旧与幽古之情，而《东都赋》则借东都主人之口，批判以西都宾为代表的旧都意识，阐明新都洛阳的合法性。
《两都赋》在文学史上影响深远。它不仅拓宽了汉赋的题材范畴，开创了京都赋的写作范式，还在虚构与夸张中融入史实笔法，语言庄重富丽、平实流畅，体现出班固融史学与文学于一炉的独特风格。
背景公元25年，刘秀建立东汉，定都洛阳市。历经西汉末年的外戚乱政、王莽篡汉与农民起义，传统礼制遭受严重破坏。光武帝刘秀为重振纲常、彰显继承汉室正统，极力推崇礼制建设。他多次亲赴长安祭祀西汉帝陵，并下令修缮关中宫室道路，这些举措使关中旧族萌生重返长安的期望。而洛阳的新兴阶层则主张留都洛阳，使得定都问题成为东汉初期朝野争论的焦点。
至建武二十年（44年），杜笃上呈《论都赋》，公开倡议还都洛邑（长安）。此后直至汉章帝时期，迁都之议仍不时出现，折射出时人对西汉盛世的追慕。《两都赋》正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，大致创作于永平至永元年间。
内容结构《两都赋》为班固代表作，分为《西都赋》与《东都赋》两篇，赋前附序阐明作者对赋体的认识与创作意图。
前半部分《西都赋》借“西都宾”之口，极力铺陈长安地势险要、物产丰饶与宫阙壮丽，以彰显定都长安的优越性；
后半部分《东都赋》则以“东都主人”回应，颂扬东汉定都洛阳市后的政教成就，强调洛阳在礼制法度与社会文明方面已超越西汉长安，最终使西都宾折服。班固借此赋回应迁都争议，肯定洛阳作为东汉首都的正当性。
作品赏析思想感情《两都赋》借都邑之争深入探讨礼制与治国的关系，既表达对汉帝国强盛的统一颂歌，也反映对制度文明的推崇。《西都赋》倾注怀古幽思，极写长安作为中原地区千年帝基的恢弘气象，尤其对昭阳殿等建筑的铺叙，烘托出旧都的鼎盛风华。
而《东都赋》则立足现实，以法度为纲，批判西都宾所持的狭隘地缘观念与物质至上理念，阐明洛阳代表的礼乐文明才是真正衡量京都之美的标准。班固通过这场辩论，树立了以制度与文化为核心的新都城观，完成了对传统京都意识的超越。
艺术特色《两都赋》延续了司马相如、扬雄以来汉赋的铺陈传统，结构上学步《子虚》《上林》二赋，分立西、东两部分并借人物论辩推进叙事。但班固以史家笔法融入真实史地材料，既写城市繁华，也述制度文明，体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。
语言上，《西都赋》辞藻华美、气势磅礴；《东都赋》则典雅庄重、言据其实，展现出因内容而变的语言驾驭能力。正如刘勰在《文心雕龙·诠赋》中所评：“孟坚《两都》，明绚以雅赡”，准确概括了该赋华美而凝练的双重风格。
价值和影响《两都赋》在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。
其一，它真正确立了“京都赋”这一题材类型，将描写范围从苑猎、宫阙扩展至整个都城的制度、文化与气象，为后世树立了创作典范。继之而起的如张衡《二京赋》、左思《三都赋》等，皆受其直接影响。《昭明文选》列“京都赋”于赋类之首，亦以《两都赋》冠冕其间。
其二，班固成功融合文学夸张与史笔写实，既赋予赋作雄浑的艺术感染力，也保存了汉代都城建设与社会风貌的珍贵记录。
其三，双篇结构及一咏一叹的辩难体式，不仅深化了思想表达，也推动汉大赋从体物摹形向说理明道转型，拓展了赋的文体功能。
作品评价《两都赋》突破传统汉赋“劝百讽一”的结构模式，尤其在《东都赋》中贯穿讽喻与教化，实现了艺术性与思想性的高度统一。（《你必须知道的2500个文学常识》评）
班固虽延续西汉大赋铺采摛文之风，但其中对长安、洛阳市的切实描绘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。文字疏朗、不事堆砌，展现出东汉赋风转变的初步迹象。（《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》评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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